红色税收任你博之金色的种子

　　任你博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历时14年，其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大地经历了长达8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抵抗侵略、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个在多方角力的高度复杂环境下，战胜强敌、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不仅壮大了自己的武装，而且在更广阔的地域、更复杂的环境里，实践了自己政治主张和政权建设思想。其中财政税收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为赢得这场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看着围过来跪在自己面前，哭喊着为王维善喊冤的一家人，毛泽民原本就不轻松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历时两个多月的西征战役刚刚胜利结束，让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毛泽民最高兴的，是解放了生产食盐的定边、盐池等县。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力量大大增强。可是，申请拨款的单据堆积如山，粮食、被服、弹药、武器的大量需求，让毛泽民备感焦虑。

　　当时的陕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老百姓都吃不饱，哪有余力供养一支大军。所以，西征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民就赶到盐池。江西苏区时因为敌人封锁造成食盐紧缺的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脑中——盐就是钱！

　　但是，盐池的实际情况却让毛泽民皱起了眉头。这里经济凋敝，群众贫苦任你博，大量盐工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个重要的课题摆在了面前，要想保证政府和军队的供给，有稳定的收入，必须发展经济。这对当时的人，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面对喊冤的王维善一家，毛泽民没有因为他们是“土豪家属”就置之不理，而是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经过调查，王维善的营生是拉着骆驼到各地去贩卖食盐，经过几年的光景，骆驼已经由一只发展成了十几只。毛泽民了解到，很多像王维善这样靠自己勤劳致富的人被当作土豪打击，许多生意人已经吓得逃走了。

　　冷清的街道、萧条的市场，这不是想要的结果。回到县城后，毛泽民立即召开会议，把王维善和其他错抓的富户全都放了出来，并归还了他们的家产。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关于要欢迎民族资本家来投资，尽可能减低租税条件的相关决议，在实践中开始落实。

　　盐池取消了原来的一切苛捐杂税，大批“白区”商人闻讯而来。四五倍的差价让贩盐出境有利可图，但盐户和整个边区却没有享受多少停征盐税的好处。这让人认识到，推行自己的税收势在必行。

　　在《论政策》中指出，“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的老办法酌量加以改良”。1937年陕甘宁边区税收人员，就是这么做的。

　　随着税收条例的出台，边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盐业生产和食盐贸易，给边区政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盐税收入为1868.5元，几乎占边区税收收入的100%。盐税也被称为“中央第一财政”。1938年，盐税收入猛增至4.9万元，为边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6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税务机构陆续成立。1937年，边区在盐税之后又先后开征了皮毛税、征特税、烟酒税和牲畜税等税种。虽然这些税种初期规模都很小，它们却被称为“金色的种子”，奠定了未来税收发展的基础。随着这些种子的发展壮大，它们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迅速发展的战局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当抗战转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时，另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

　　1941年的春天，对边区财政厅厅长兼税务总局局长霍维德来说，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找上门来，甚至深夜也会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来人的共同目的，都是要粮。可是霍维德知道，库空如洗，无粮可调。“你吃饱了睡觉，我们今天可还没吃饭呢！”面对这样的质问，霍维德无言以对。

　　实际上，中央对这场危机有所预见，1940年初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就是应对的体现，只是没想到它来得如此猛烈。

　　1939年，包括国民政府拨款、侨款、馈赠等在内的外援，占边区全部财政的85.8%。1940年，经过努力，外援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0.5%。

　　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在东面府谷至宜川一线与日军隔黄河对峙，在北、西、南三面则面临30万大军的封锁。同时，由于边区的重要地位，人口大量增加，负担沉重。但是，朴素的阶级感情让当年的中国人，面对本不富裕的陕北人民，很难下决心提高征粮数量。

　　1940年，边区需要征集15万担公粮才能满足常住人口的供应。当年，财政厅下达的征粮任务是9万担，已经比上一年增加了5万担，但缺口还有6万担。同年10月“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任你博，还命令封锁陕甘宁边区，不让一粒米、一匹布进入边区。不可靠的外援，不独立的财政，贸易封锁、物价上涨，让边区几乎陷入绝境，也让中国人面临艰难抉择。

　　在延安枣园的一处窑洞里，和几位领导人围坐在一起。说：“现在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向人民借钱、借粮，第二条是大家散伙，第三条是饿死。第二和第三条都不好，而且大家也不愿意，只有第一条路可以走。”

　　边区政府将财政工作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全力发展边区经济，完善税收制度，并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加强粮食管理，组织打盐、运盐出边区换取必要物资，组织生产加强税收4条措施。

　　从1941年开始，边区除税务总局之外，税务分局和县局已经有34个，税务所102个，税务人员也增加到400余人。在这一年里，边区税务机构框架基本定型，职责、制度、规章、条例也快速完善。

　　春天的粮荒，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到财政税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1941年11月，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总结税收工作时说，革命队伍和部分区乡政府工作人员还没有改变对税收的观念，对待税收人员像对待反革命分子一样冷酷。针对这一情况，边区政府不断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将《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税工通讯》等刊物打造成税收宣传阵地。南汉宸形象地比喻：“一个好的报纸相当于一个旅！一篇好的宣传文章相当于一个连！”

　　文字确实有独特的力量。主持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杨立三就是这么想的，他创造了一个新字——“餏”。

　　这个由“食”和“衣”组成，读作“xi”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老解放区使用过的一种计算货币的单位”。1饻包括小米2斤、小麦1斤、白布1尺、油盐各5钱、煤1斤半。

　　“餏”作为工资核算单位，通过每月调查估价，折算成货币发放。这样，不论物价如何变化，大家得到的实惠都不会变。这种得到广泛赞誉并一直实行到1950年的制度，“实在真是了不起”（马寅初语），也实在是环境逼出来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外要粉碎敌、伪、顽的扫荡、封锁、摩擦，内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壮大抗日武装……

　　以抗战时期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边区为例，这里战略位置重要，斗争也极为尖锐。

　　1942年，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日军、伪军连续五次对根据地进行 “扫荡”“铁壁合围”“篦梳清剿”，天灾、军事围困、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极端困难。

　　“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游击队之歌》唱出了一种精神和豪情，富有感染力，但是对整个抗日敌后战场而言，仅靠缴获是远远不够的。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收支统计”中可以看到，被列在一起的“战场缴获、没收汉奸财产、罚款及杂项”收入，只占财政总收入的5%。

　　事实上，一二九师自开赴抗战前线创建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税收工作就被列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先是废除之前的各种苛捐杂税，然后根据提出的“有利于国，无害于民”原则，筹集军需，并发展和保护贸易。

　　1938年，冀南税务总局成立，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区分别成立特捐局征收出入口税；1939年，鲁西、泰西、湖西的抗日县政府成立贸易局，征收进出货物税、水产税、酒税。1941年9月1日任你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10月15日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在涉县索堡镇成立，总局兼理太行，太岳、冀南设总局办事处，专署、县设税务局，下设缉私队、稽征所、税站。

　　1940年，对太行根据地建设提出要求：建立统一收支、开源节流的财政政策，取消苛捐杂税，重新审查税收标准，实行统一累进税，规范征收，并亲自审定了统一累进税。1943年1月，在太行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用科学技术建设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偏僻农村初步建设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的前进阵地。

　　充分发动起来的群众，“三三制”的精干政府，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加上开明的经济政策，不仅让根据地军民发展了生产、战胜了困难，而且让敌后抗战之火越烧越旺。抗战期间，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每年缴纳公粮3.5亿斤～4.5亿斤任你博，1941年～1945年上半年，太行区总计征收税款1.3亿元（冀钞）。

　　经过多年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税收情况面貌一新。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盐税收入已经增加到49万元，但是占边区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却下降到12.8%，边区税收收入增加、税收结构更加合理；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财政总收入9.4亿元（1939年11月前为法币任你博，之后为冀南币），其中“国民政府拨款”只有1641万元，“社会团体及群众支援”892万元，“红军时期留下和调入部队带来”1767万元，都只占很小的比例，根据地自身的造血功能和财力得到极大增强。

　　中国人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逐渐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开始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发力，并且具备了实行一些复杂经济行为的能力。

　　1942年～1943年间，涉县接连发生严重旱灾。指示边区政府，“从王堡村开渠，引清漳水上山”。工程历时一年有余，花费资金166万元，使沿渠8个村3500多亩旱地变成水地，年粮食增产达70万斤以上。这条漳南大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1944年初，一份全名为《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的文件引起广泛反响。这份由八路军总参谋长滕代远、副总参谋长杨立三制定，被称为《滕杨方案》的文件，打破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等僵化认识，明确提出“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

　　后人评价，《滕杨方案》在当时敌后抗战的条件下，正确地处理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具体运用于战争环境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人对经济税收工作认识不断加深，驾驭复杂问题能力不断加强的具体表现。

　　类似的表现还有很多。比如，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合理负担”摊款发展到采用“统一累进税”，并实行民主评议，税收制度越来越健全、越来越精细，既考虑了发展，也确保了公正。又如，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之间已经可以进行跨地域、跨年度的大规模资金和物资调动，让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都得到极大提升。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

　　到抗战胜利的时候，陕甘宁边区那些税收“金色的种子”，已经在各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未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